论唐人小说中的“剑”(6)

首先，剑在道教法剑信仰中，表现为一种道门身份的象征。剑、镜以及拂尘等事物都会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道士”这一群体，《尚书故实》中写道“陶贞白所著《太清经》，一名《剑经》，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镜随身。”[4]P1166同时，剑还可以作为道门中人修行的层次以及神界等级的喻指，修行到不同层次的道士，随身佩戴的法剑也往往不同。《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七十一“冠裳剑佩品”中，即记载着不同道教法师佩剑的不同名称和尺寸。[7]P1052

其次，剑在道教信仰中被视为辟邪除魔、祛灾解祸的仪式凭藉。大多数的道教仪式会借助法剑这一工具来施行，当道士登坛作法、降妖除魔时，往往会手持宝剑，仗剑步罡，口中念咒，以此作法。在这个过程中，宝剑成为了法术神力的代表符号。《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七《威仪篇》中记录了斋醮坛场所使用的三首剑咒。唐人小说中有些篇章提到了剑的这一功能，并且将其深化，使剑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凭藉，而且是法器，真正地发挥了其本身斩妖除魔的作用。例如《传奇》之《孙恪》篇中写道“吾有宝剑，亦干将之俦亚也。凡有魍魉，见者灭没，前后神验，不可背数。诘朝奉借，倘携密室，必睹其狼狈，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鹦鹉也。”[5]P1832这个故事中将剑与宝镜相比，可灭以“魍魉”为代表的妖邪之物。《古今刀剑录》中记载后主刘禅“造一大剑，长一丈一尺，镇剑口山”，同样赋予了剑镇妖祛邪的意义。

最后，剑解是道教法剑信仰中另外一项重要的内容，即“托形剑化”。剑解是道教尸解的方法之一，古人认为，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修炼，人的“真形”便可出于尸身而不死，并将这种不死的修炼方术称之为尸解。剑解指修行得道的人可以借助宝剑，尸解成仙，成就个人修道飞升之功，并在升仙之后留法剑于世。宋代李昉等人编撰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中引用了陶弘景所做的有关文章，介绍了剑解的具体操作。在这一过程中，“剑”将剑解成仙之人的今生、后世密切联系起来，是整个剑解过程的核心所在。出于人们对后世的关注，这一信仰深切的影响了社会风气，并被反映在唐人小说的内容之中。《酉阳杂俎》中的《玉格》篇中记载“真人用宝剑以尸解者，蝉化之上品也。锻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长三尺九寸，广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干，字良飞。”[4]P570对剑解过程中造剑之前的准备，如选定日期，和所造剑的尺寸、薄厚等，做了详细的说明，并强调剑解是“蝉化”，即修行之人得道飞升的非常好的途径。《朝野佥载卷三》写道“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为患，旌阳没水，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顷渔人网得一石甚鸣，击之声闻数十里。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遂有万仞师出焉。”许逊剑斩恶蛟，得道后留剑于石之中，为后人所得，这是典型的道教剑解的做法。剑在整个事件中处于重要地位，是整篇故事的主要故事单元和线索所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与诗歌中的“剑”常常用于充当作者抒情言志的媒介不同，唐人小说中的剑主要表现为以下两大特点：一是作为兵器，出现在小说叙事过程中，推动小说的情节发展，并从中折射出社会风气的变化；二是作为一种仪式性礼器出现，同时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成为道教的法器之一，带有鲜明的宗教意识和神秘色彩。但是不管是作为兵器，还是礼器，或是带有强烈道教色彩的法器，“剑”都在唐人小说中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另外，通过研究还折射出了另一重要信息，即“剑”文化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侠”文化相融合。“侠”，《说文解字》中释为“俜也”，较为简略；《史记 游侠列传》中对其特征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所谓言必信，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并列举了专诸、豫让、荆轲等义士作为侠的代表。“侠”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以来，就根植在民众的社会心理及意识之中，并因此广泛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唐人小说中出现的“侠”类人物，以侠盗、侠客和侠奴为主要代表。侠盗类人物主要集中收录在段成式所编的《酉阳杂俎》之《盗侠》篇；侠客，以《虬髯客传》为代表，虬髯客、李靖和红拂女被并称为“风尘三侠”；侠奴，指的是侠义的奴仆，以《昆仑奴》为例。这些“侠”类人物，大多数以剑作为自己随身所佩之物。“剑”与“侠”二者的有机结合，对后世的剑侠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章来源：《航空兵器试验靶场》 网址: http://www.hkbqzz.cn/qikandaodu/2020/0919/5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