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人小说中的“剑”(4)

最后，部分剑侠小说的创作明显受到了道教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剑”的使用有着鲜明的道教色彩。这也与唐人小说中体现出的道教法剑信仰一脉相承。主要表现为：第一，剑侠小说中对于有限生命的不满，并因此衍生的对于修仙求道的热切向往，如上文中所提到的《瑶华传》，雌雄两只狐狸为求永生而将希望寄托于修炼道术，进而成仙，即使身死也矢志不改，最终凭借剑术达到了目的，这与道教剑解之术颇有相似之处。第二，唐人小说中的道士多持剑清修，剑侠们亦多遗世独立，不理红尘，一心钻研剑术，将剑术视为自己生命中的使命与坚持，如《七剑十三侠》中的剑侠便是如此。第三，对于“生命形态的道性阐释”，生命有限，因此要求仙问道，以得永生；生命神秘，因此剑侠小说中的修道者们继承了唐人小说中“剑”的功能，将“剑”作为沟通天人，改变气运，祛邪避祸的途径，“将道教的生命意识情节化，具象化”。道士们仗剑作法的情节屡见不鲜，例如《亦复如是 何配耀》中便有道人凭借剑术，成功祛除了附在何佩耀身上的恶魔的记载。

总之，“剑”除了自身兵器的属性之外，又被作为仪式性的符号，积极地应用为一种礼器，并进而被道教思想所吸收，成为道教法剑信仰的主体，即宗教信仰中的一个重要符号。“剑”的三重属性被有机地糅合在一起，较为完整地展示在唐人小说的创作中。后世剑侠小说在唐人小说的基础上得到了启发，继承并发挥了“剑”在小说创作中的功能，运用了更为成熟的艺术手法，推动了小说创作的进步。

剑，最初是作为一种兵器出现，《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人所带兵也，从刃佥声”。[1]P87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以及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剑的数量与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剑的使用已经不再局限于战场和决斗之中，祭祀活动、庙堂以及日常生活中也开始出现剑的影子。剑的属性开始由单纯的兵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仪式性的礼器。伴随着神秘主义及道教思想的流行，剑本身也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内涵以及宗教意义。

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剑”的产生及发展。自先秦以来，“剑”这一意象就被广泛地运用于文学作品中。较为典型的如《史记 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刺秦王”，荆轲受燕太子丹之命，以徐夫人所锻之匕首刺杀秦王，图穷匕见，最终失败，壮烈死去；《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写吴公子季札配剑出使，路过徐国，“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2]P1459前者中剑是作为一种主要兵器出现，而在后者中，剑成为了一种仪式性的礼器。但无论二者属性如何差异，“剑”作为整个故事中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故事的发展进程。

到了唐代，“剑”仍然是文学作品中应用较高的意象。在诗歌领域，大部分诗人都曾写过与“剑”有关的作品，如杜甫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贾岛作《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李白、韩愈、白居易等诗人也有以“剑”作为主体意象的诗文存世。“剑”已经成为了唐代诗人笔下惯常使用的意象之一。同样，“剑”也在小说领域被广泛提及，李时人先生编校的《全唐五代小说》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的《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都是收录唐人小说较为全面、错误较少的总集。据笔者统计，两者所收录的唐人小说集中至少有六十篇唐人小说不同程度地提及了“剑”这一意象，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刀、镜等其他意象。本文即以这六十篇唐人小说为例，来对唐人小说中“剑”的属性及功能进行分析，并借此探讨其对于后世小说，尤其是剑侠小说创作的影响。

古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剑的铸造技艺，《管子》曰：“昔葛天庐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此剑之始也。”[3]P525古人铸剑的最初目的在于为征战搏杀提供武器，因此兵器是剑的最根本属性。剑最初被广泛应用于战场，《荀子 议兵》中所形容的“置戈其上，冠胄带剑”，正是战场武卒的一贯装束。大量考古实践中青铜剑的发现，证明了剑在冷兵器战争中的重要位置及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剑由于其有效的杀伤力，还被广泛用于刺杀活动。例如《史记 吴太伯世家》写道“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遂弑王僚。”[2]P1463-1464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曰“匕首，短剑也。”《独异志》中记载，“吴公子光飨王僚，令专诸侍，置剑于蒸鱼腹中，因进鱼抽剑，刺杀王僚”，[4]P923就是在《史记》记载的基础上裁剪演绎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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