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人小说中的“剑”(3)

最后，剑解是道教法剑信仰中另外一项重要的内容，即“托形剑化”。剑解是道教尸解的方法之一，古人认为，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修炼，人的“真形”便可出于尸身而不死，并将这种不死的修炼方术称之为尸解。剑解指修行得道的人可以借助宝剑，尸解成仙，成就个人修道飞升之功，并在升仙之后留法剑于世。宋代李昉等人编撰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中引用了陶弘景所做的有关文章，介绍了剑解的具体操作。在这一过程中，“剑”将剑解成仙之人的今生、后世密切联系起来，是整个剑解过程的核心所在。出于人们对后世的关注，这一信仰深切的影响了社会风气，并被反映在唐人小说的内容之中。《酉阳杂俎》中的《玉格》篇中记载“真人用宝剑以尸解者，蝉化之上品也。锻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长三尺九寸，广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干，字良飞。”[4]P570对剑解过程中造剑之前的准备，如选定日期，和所造剑的尺寸、薄厚等，做了详细的说明，并强调剑解是“蝉化”，即修行之人得道飞升的非常好的途径。《朝野佥载卷三》写道“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为患，旌阳没水，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顷渔人网得一石甚鸣，击之声闻数十里。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遂有万仞师出焉。”许逊剑斩恶蛟，得道后留剑于石之中，为后人所得，这是典型的道教剑解的做法。剑在整个事件中处于重要地位，是整篇故事的主要故事单元和线索所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与诗歌中的“剑”常常用于充当作者抒情言志的媒介不同，唐人小说中的剑主要表现为以下两大特点：一是作为兵器，出现在小说叙事过程中，推动小说的情节发展，并从中折射出社会风气的变化；二是作为一种仪式性礼器出现，同时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成为道教的法器之一，带有鲜明的宗教意识和神秘色彩。但是不管是作为兵器，还是礼器，或是带有强烈道教色彩的法器，“剑”都在唐人小说中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另外，通过研究还折射出了另一重要信息，即“剑”文化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侠”文化相融合。“侠”，《说文解字》中释为“俜也”，较为简略；《史记 游侠列传》中对其特征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所谓言必信，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并列举了专诸、豫让、荆轲等义士作为侠的代表。“侠”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以来，就根植在民众的社会心理及意识之中，并因此广泛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唐人小说中出现的“侠”类人物，以侠盗、侠客和侠奴为主要代表。侠盗类人物主要集中收录在段成式所编的《酉阳杂俎》之《盗侠》篇；侠客，以《虬髯客传》为代表，虬髯客、李靖和红拂女被并称为“风尘三侠”；侠奴，指的是侠义的奴仆，以《昆仑奴》为例。这些“侠”类人物，大多数以剑作为自己随身所佩之物。“剑”与“侠”二者的有机结合，对后世的剑侠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唐人小说中“剑”的大量涌现最终发展为明清的剑侠小说，“剑”在小说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剑侠小说，顾名思义，“剑”成为小说中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整部小说的线索所在。明清时期较为著名的几部剑侠小说中，剑都占据了绝对重要的位置，如《瑶华传》《绿野仙踪》《女仙外史》等。以《瑶华传》为例，整部小说主要记叙了雌雄两狐狸为求长生，立志修道，后终于得到修炼之法，雄狐却因为不能忍受清修而堕入歧途，最终被剑侠飞剑斩首而死。其身虽死，其向道之心不灭，魂魄继续去往剑侠处，最终剑侠感化，传授其剑术，助其修炼为剑仙。“剑”是整个故事情节的线索与核心，雄狐被剑杀死，却又依靠剑术实现了自身的最终目的。

其次，部分唐人小说虽为“残丛小语”，却仍然将剑作为故事的主角进行描绘。这一现象发展到某些剑侠小说中，“剑”成为了小说的主体所在，较为明显地如《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仕隐斋涉笔

剑仙国》和《淞隐漫录 剑仙聂碧云》等等。“剑”直接出现在了小说的题名之中，可见它在整部小说中的重要位置。《七剑十三侠》中描写了一种剑侠，他们与世无争，不慕名利，勤心修炼剑术。修炼得道之时，甚至可以成仙托化。整部小说均围绕剑侠及他们所执着的剑术展开，处处表现出对“剑”的重视。这一现象也扩展到了现代的部分武侠小说中，如金庸先生的十五部小说之中，以“剑”作为小说题名的便有《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倚天屠龙记》《越女剑》，十五部小说中将“剑”作为主要兵器的占了十二部，分量之重，不可忽视。

文章来源：《航空兵器试验靶场》 网址: http://www.hkbqzz.cn/qikandaodu/2020/0919/5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