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人小说中的“剑”(5)

剑作为兵器这一属性的有关描写，广泛存在于唐人小说中，如《甘泽谣》中的《陶岘》《聂隐娘》，《酉阳杂俎》中的《礼异》《器奇》《盗侠》，《独异志》中的《楚王三剑》《专诸刺王僚》，《三水小牍》中的《董汉勋宴阵没同僚》《周撞子》，《宣室志》中的《陈翁》《王薰》等。与《史记》中的记载稍有差别，唐人小说中对剑的描写，大多数不再集中于剑本身，而是向剑术倾斜，其中描写较为细致、篇幅较多的篇章，首推《聂隐娘》。这篇小说主要介绍了唐代女刺客聂隐娘的生平事迹，全文多处提及了“剑”这一符号。例如聂隐娘回忆尼姑教授自己武艺，说道“尼与我药一粒，兼令执宝剑一口，长一二尺许，锋利，吹毛可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走遇之，亦莫知其去来也。”[5]P1790此时，剑作为聂隐娘学艺时的兵器被提及，以莫之能测的剑术来体现聂隐娘的才能。待武艺学成，尼姑授“羊角匕首，刀广三寸”作为聂隐娘刺杀活动的武器，其高超的剑法推动了后面聂隐娘行刺大僚，进而与精精儿、妙手空空儿搏斗等情节的发展，使得聂隐娘这一女刺客的形象更加丰满鲜活。同样，《酉阳杂俎前集卷九》之《盗侠》篇也对精湛的剑术有着细致的描绘，其中《京西店老人》形容老人舞剑，“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鞠杖，势渐逼书杪，觉物纷纷坠于前”，[5]P1318高超的剑术使得韦生佩服不已，并告诫韦生“客勿恃弓矢，须知剑术”，通过与以弓矢为代表的其他武器的对比，突出了剑及剑术的重要作用。《兰陵老人》中，老人“拥剑长短七口，舞于庭中，迭跃挥霍， 光电激，或横若裂帛，旋若规火”，[5]P1319这段对于老人高超剑术的形象刻画，明显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其对剑术的强调与京西店老人如出一辙。

同时，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金属的冶炼技艺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一些名满天下的名剑，“楚有龙泉，秦有太阿、工市，吴有干将、莫邪、属镂，越有纯钧、湛卢、豪曹、鱼肠、巨阙诸剑，……此天下名器也。”[3]P526这些剑仍然有着兵器的属性，但是已经不再单纯地被应用于搏击和刺杀。这些名剑为人们所珍视，成为人们眼中的“珍宝”。《甘泽谣》之《陶岘》篇中，郡守“遗古剑长二尺许，玉环径四寸，海舶昆仑奴名摩诃”，[5]P1733韶石自称“吾家之三宝也”，后宝剑落水，摩诃为拿剑而死。通过人不如剑的事实记叙，表现了人们对宝剑的重视，间接反映出了唐代社会生活中任侠重剑的社会风气。另外，在中国古代的谶纬之说中，名剑还经常扮演替上天预言国家兴亡更替、天下治乱的角色。李君元在《天子剑赋》中将其形容为“天生神物，圣君用之”。《杜阳杂编》中描写“火精剑”，“其国有山方数百里，出神铁，其山有瘴毒，不可轻为采取。若中国之君有道，神铁即自流溢，炼之为剑，必多灵异。其剑之光如电，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则生烟焰；以金石击之，则火光流起。”[4]P1377表达了天下治则名剑自出的看法，将名剑的归属与国君的统治、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

剑除了自身的实战价值，即作为兵器的属性外，还有第二层属性，即作为“礼制修饰之所需”。早在先秦时期，这种属性已有所体现。《史记·秦本纪》写道“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正式建立了官吏配剑制度。《战国策 冯谖客孟尝君》中就记载了冯谖为鸣心中不平，弹剑而歌的故事。到了秦汉之际，《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己酉，王冠，带剑”，说明配剑制度已成为成人之礼的重要标志。大致在东汉之后，随着骑兵作战的发展，剑在战场上的地位逐渐被更具优势的刀所取代，剑的兵器属性减弱，其礼器性质更加凸显。[6]P179《隋书·礼仪志》记载不同等级的官员应佩戴不同等级的剑，“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唐朝吸收了隋朝的礼仪制度，配剑成为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剑被大量应用于社会生活中。“仗剑而来”“腰配宝剑”“持剑而立”等描述也时常存在于唐人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例如《宣室志》中的《郑生》《胡僧》《传奇》中的《元柳二公》《萧旷》《三水小牍》中的《黑水将军灵异》，《云溪友议》中的《中山诲》《唐阙史》中的《薛道子为左道所误》等。

另一方面，自东汉以来，社会动荡，征战不断，人民苦于对现实世界的极度失望，急于寻找一个心灵的寄托，这成为推动道教产生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唐代，崇道风气愈演愈烈，求仙访道屡见不鲜，统治者也注意到了道教的巨大影响力，各种因素的合力使得道教最终被定为“国教”。道教有着自己的谱系、道藏、仪轨，值得注意的是，道教将剑这种仪式性的礼器吸收进自身体系之中，使“剑”成为“灵力崇拜之所藉”，因而有别于其他兵器。剑在道教中的独特地位集中展现为道教的法剑信仰，并反映在唐人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

文章来源：《航空兵器试验靶场》 网址: http://www.hkbqzz.cn/qikandaodu/2020/0919/5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