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人小说中的“剑”(2)

同时，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金属的冶炼技艺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一些名满天下的名剑，“楚有龙泉，秦有太阿、工市，吴有干将、莫邪、属镂，越有纯钧、湛卢、豪曹、鱼肠、巨阙诸剑，……此天下名器也。”[3]P526这些剑仍然有着兵器的属性，但是已经不再单纯地被应用于搏击和刺杀。这些名剑为人们所珍视，成为人们眼中的“珍宝”。《甘泽谣》之《陶岘》篇中，郡守“遗古剑长二尺许，玉环径四寸，海舶昆仑奴名摩诃”，[5]P1733韶石自称“吾家之三宝也”，后宝剑落水，摩诃为拿剑而死。通过人不如剑的事实记叙，表现了人们对宝剑的重视，间接反映出了唐代社会生活中任侠重剑的社会风气。另外，在中国古代的谶纬之说中，名剑还经常扮演替上天预言国家兴亡更替、天下治乱的角色。李君元在《天子剑赋》中将其形容为“天生神物，圣君用之”。《杜阳杂编》中描写“火精剑”，“其国有山方数百里，出神铁，其山有瘴毒，不可轻为采取。若中国之君有道，神铁即自流溢，炼之为剑，必多灵异。其剑之光如电，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则生烟焰；以金石击之，则火光流起。”[4]P1377表达了天下治则名剑自出的看法，将名剑的归属与国君的统治、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

剑除了自身的实战价值，即作为兵器的属性外，还有第二层属性，即作为“礼制修饰之所需”。早在先秦时期，这种属性已有所体现。《史记·秦本纪》写道“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正式建立了官吏配剑制度。《战国策 冯谖客孟尝君》中就记载了冯谖为鸣心中不平，弹剑而歌的故事。到了秦汉之际，《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己酉，王冠，带剑”，说明配剑制度已成为成人之礼的重要标志。大致在东汉之后，随着骑兵作战的发展，剑在战场上的地位逐渐被更具优势的刀所取代，剑的兵器属性减弱，其礼器性质更加凸显。[6]P179《隋书·礼仪志》记载不同等级的官员应佩戴不同等级的剑，“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唐朝吸收了隋朝的礼仪制度，配剑成为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剑被大量应用于社会生活中。“仗剑而来”“腰配宝剑”“持剑而立”等描述也时常存在于唐人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例如《宣室志》中的《郑生》《胡僧》《传奇》中的《元柳二公》《萧旷》《三水小牍》中的《黑水将军灵异》，《云溪友议》中的《中山诲》《唐阙史》中的《薛道子为左道所误》等。

另一方面，自东汉以来，社会动荡，征战不断，人民苦于对现实世界的极度失望，急于寻找一个心灵的寄托，这成为推动道教产生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唐代，崇道风气愈演愈烈，求仙访道屡见不鲜，统治者也注意到了道教的巨大影响力，各种因素的合力使得道教最终被定为“国教”。道教有着自己的谱系、道藏、仪轨，值得注意的是，道教将剑这种仪式性的礼器吸收进自身体系之中，使“剑”成为“灵力崇拜之所藉”，因而有别于其他兵器。剑在道教中的独特地位集中展现为道教的法剑信仰，并反映在唐人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

首先，剑在道教法剑信仰中，表现为一种道门身份的象征。剑、镜以及拂尘等事物都会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道士”这一群体，《尚书故实》中写道“陶贞白所著《太清经》，一名《剑经》，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镜随身。”[4]P1166同时，剑还可以作为道门中人修行的层次以及神界等级的喻指，修行到不同层次的道士，随身佩戴的法剑也往往不同。《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七十一“冠裳剑佩品”中，即记载着不同道教法师佩剑的不同名称和尺寸。[7]P1052

其次，剑在道教信仰中被视为辟邪除魔、祛灾解祸的仪式凭藉。大多数的道教仪式会借助法剑这一工具来施行，当道士登坛作法、降妖除魔时，往往会手持宝剑，仗剑步罡，口中念咒，以此作法。在这个过程中，宝剑成为了法术神力的代表符号。《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七《威仪篇》中记录了斋醮坛场所使用的三首剑咒。唐人小说中有些篇章提到了剑的这一功能，并且将其深化，使剑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凭藉，而且是法器，真正地发挥了其本身斩妖除魔的作用。例如《传奇》之《孙恪》篇中写道“吾有宝剑，亦干将之俦亚也。凡有魍魉，见者灭没，前后神验，不可背数。诘朝奉借，倘携密室，必睹其狼狈，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鹦鹉也。”[5]P1832这个故事中将剑与宝镜相比，可灭以“魍魉”为代表的妖邪之物。《古今刀剑录》中记载后主刘禅“造一大剑，长一丈一尺，镇剑口山”，同样赋予了剑镇妖祛邪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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