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的兵器书写(6)

[6] 钱泳.履园丛话 [M].卢鹰,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QIAN Yong.Lyu Yuan Cong Hua.[M].LU Ying,Check and ’an: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in Chinese)

[7] 张锦池.《西游记》考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

ZHANG Jinchi.A Study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M].Harbin:Heilongjiang Education Press,2003.(in Chinese)

[8] 李福清.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M].尹锡康,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RIFTIN B.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Tradition of Folk Literature[M].YIN Xikang,: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97.(in Chinese)

[9] 林保淳.古典小说中的类型人物[M].台北:里仁书局,2003.

LIN Characters in Classical Novels[M].Taibei:Liren Bookstore,2003.(in Chinese)

[10] 薛尔曼,郑绍文.神的由来[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XUE Erman,ZHENG Origin of the God[M].Shanghai: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1990.(in Chinese)

[11] 李爱红.《封神演义》的艺术想象和经典化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1.

LI Aihong.A Study of Artistic Imagination and Canonization of The Romance of Gods [M].Jinan:Qilu Press，2011.(in Chinese)

[12] 王立.明清小说中的宝失家败母题及渊源[J].齐鲁学刊,2007,197(2):74.

WANG Li. Motif of the Family Decline When Its Treasure Lost and Its Source in Ming Qing Novels[J].Qilu Journal，2007,197(2):74.(in Chinese)

中国古人对待兵器的态度一向矛盾，二十四史中虽有不少关于战争的描写，却甚少涉及交战双方所使用的兵器.这大概是由于古人推崇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争谋略，却相对轻视作为战争辅助的具体器物及相关技术，以至于将兵器的制造及使用都划入奇技淫巧范畴.另一方面，正史中缺席的兵器书写在文学作品，尤其是通俗文学样式的小说中却大放异彩，不仅种类繁多、名目奇幻，而且威力巨大极具想象色彩.兵器书写的繁荣曾引起学界注意，如针对剑这一特殊文学意象学界的论述就层出不穷，刘爽《楚辞中剑意象的文化解读》、陈可《唐诗中的剑意象初探》、张瑞君《论李白诗歌中的剑意象》等均为代表；在小说研究领域，兵器书写也曾引起相关学者的兴趣，尤其是针对神魔志怪之作中的某些特殊法宝，王立等学者从母题和原型等视角切入，对特殊兵器出现的心理学、宗教学和人类学契机进行系统分析，其中王立《飞行器与神行术母题的外来佛教文化渊源》、刘卫英《明清小说宝物描写的形态与功能》《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社会心理学审视》《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宗教学审视》《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人类学审视》等系列论文可为代表.现有研究成果表明我们的关注焦点一直以来都集中在作品中某一种或一类特殊兵器上，将古兵器整体作为关注对象，以此切入小说的文体特征者并不多见.战争是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兵器因参与战争而受到关注；文学反映生活，兵器才能以文学之形式呈现.作为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各色兵器在文学作品中除拥有个体特性之外，是否具有作为类型的共性？小说对兵器的书写又是否会有文体上的特殊要求？这些问题有必要得到进一步论证.文中以社会历史批评与细读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对古代小说的兵器书写进行粗略梳理，归纳、总结作为文学书写对象兵器的主要类型、表现特征以及叙事功能，试图在此基础上探寻古代小说的创作规律.1 古代小说中的兵器类型兵器的出现首先是作为帮助人们进行斗争的工具，在战争中击打杀伤对手，使其丧失战斗力是兵器最基本的使命.随着社会发展，兵器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丰富，比如某些特殊兵器慢慢具备了标示人物身份地位，甚至进行游戏、娱乐的功能.这些在文学作品中自然有相关表现，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现实兵器的种类无法满足文学描写的需要，文学家们于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超现实兵器.以下就从现实与超现实两个维度对古代小说作品中的兵器进行分类论述.1.1 古代现实兵器作战兵器.作为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普通作战兵器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凡涉及战争题材作品中大概都不乏其身影：《尚书·武成》以“血流漂杵”形容牧野之战的惨烈，虽然孟子率先对战争描写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但上古战争中以大盾作为主要的防御性兵器却基本无疑[1].《史记·楚世家》记载周成王封熊绎时，楚国的状态还是“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进入青铜时代之前楚国人只能以木制弓箭作为常规武器，可见其贫弱.《三国演义》虽以“七实三虚”的小说笔法表现历史，但当时战争常以弓箭(草船借箭)、标枪(马超及其西凉兵团所长)等为主要武器.《水浒传》中大破连环马的钩镰枪，《说岳全传》中韩世忠、梁红玉夫妇抵抗金兵的铁滑车等也多属此类.非作战兵器.出于兵器的实际作用以及人们的喜爱，除了在正式战场上出现兵器之外，兵器作为礼仪的佩饰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非战争场合.《汉书·隽不疑传》记载渤海儒生隽不疑曾盛服带剑谒见太守暴胜之，门下欲使解剑，不疑却宁愿“请退”也不解其佩剑.古人对之近乎崇拜的佩剑，其实并不是战场上用于近身格斗的普通兵器，除了防身和装饰，它承载更多的还是礼仪文化上的功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嬴政虽然十三岁已即秦王位，但直到二十二岁“冠，带剑”之后方才亲政.《初学记》“武部·剑”记载“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2].可见剑已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进入日常生活，其佩戴需遵循特定的礼仪规范.《三国演义》中曹操以献帝金鈚箭射鹿而引呼万岁，此时的金鈚箭就非单纯的射猎武器，更是天子威仪的象征.正因如此，曹操此举才成为他篡汉的罪证之一.明清小说、戏曲中常常出现的尚方宝剑、打王金锏等也都是封建皇权的象征物.赤壁之战中曹操大宴长江、横槊赋诗，左右侍御亦“锦衣绣袄，荷戈执戟”，此时的兵器槊、戈和戟亦当为仪仗之用.1.2 古代超现实兵器这类超现实兵器是文学家们在普通兵器的基础之上，结合民间信仰和宗教文化，又极尽想象之能事创造而来.这类兵器样态多变，有时呈现为常规的杖、钯、棒和铲等形式，有时呈现为道人的符箓和木剑，或和尚的钵盂和禅杖等宗教法器样态；有时甚至以千姿百态的日用器具面目呈现，不论是寻常的葫芦、瓶和罐还是针、帕、伞和镜，在小说作家笔下皆有可能成为轻松致对手于死地的克敌利器.《聊斋志异》“画皮”中的道士以拂蝇(即拂尘)授王生以驱恶鬼，后与恶鬼直接搏斗又“以木剑枭其首”，并“出一葫芦，拔其塞置烟中(浓烟为恶鬼死后所化)，然如口吸气，瞬间烟尽.”《绿野仙踪》中火龙真人赠冷于冰一把八九寸长的木剑，迎风一晃即可变为三尺有余，寒光一现更能制服对手，令其现形.2 古代小说中的兵器描写特点2.1 神秘化文学作品中的兵器有的制作材料罕见，有的制作方式特别，为了突显兵器的神秘与珍贵，作者往往会用各种方法渲染其身世来历.《管子》云：“昔葛天庐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此剑之始也”[2].《史记·黄帝本纪》记载黄帝所持轩辕剑的来历为“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洞冥记》记“黄帝采首山之铜，铸之雄已飞去，雌者犹存，帝恐人得此刀，欲销之，刀自手中化为雀，赤色飞去云中”.其中的化雀飞走的雌剑就是后来的鸣鸿刀.《管子》《史记》的记载重在对上古兵器的材料来源进行说明，《洞冥记》的描写则使得兵器的来历充满神秘气息.《孝子传》曾记载楚王夫人抱柱而生铁，于是“王命镆铘铸为双剑”，铸剑材料的来历神秘如此；《吴越春秋》载干将铸剑时“金铁之精不销沦流”，最后干将之妻莫邪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方才剑成.材料的神秘来源及仪式化的铸剑过程，是先民们在感生巫术及交感巫术影响之下产生的浪漫想象.明清神魔小说《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为了突显宝贝兵器的威力，更是对其来历进行了天马行空的极致描写：闻太师的雌雄双鞭是由两条蛟龙化之，按阴阳分二气；孙悟空的金箍棒来自东海龙宫；猪八戒的九齿钉耙虽然外形粗俗，但也是太上老君亲自打造锻炼的神冰铁，专为玉帝镇丹之用，八戒为天蓬元帅时由玉帝钦赐于他；沙僧的降妖杖为鲁班所造、玉帝所赐……来历的神奇增加了这些宝贝兵器本身的玄幻色彩，为其威力的展现做好铺垫，同时更加迎合读者的好奇心和猎奇的阅读期待.早期文学作品中兵器书写所伴随的神秘感可能与先民们的实物崇拜有关，进入小说创作，自觉的虚构想象决定了神秘兵器的存在方式，神魔小说作为兵器书写的重镇，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神秘化的兵器书写并不囿于神魔题材，在一些英雄传奇题材小说作品中时有反映，《说唐》中程咬金的镔铁盔、黄花甲，尉迟恭的水磨神鞭等，其来历和威力之奇毫不逊色于神魔之作.2.2 象征化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以兵器之形寓象征之意者以剑为大宗.“剑之为物，在中国社会之意识形态中，自古迄今具有一种不可解脱之潜能力，此中虽由古时传统迷信所推演，而古剑艺术之成就，固有其优点……”[3].《晋书·张华传》载豫章丰城出土双剑(龙泉、太阿)，一为张华所得，一为雷焕所得，“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双剑化龙，雌雄相忆、终致复合，其神异非常.剑之寓龙，绝非文人的偶然想象，它结合古人的龙信仰与剑崇拜，扩展了文学作品中剑意象的能指空间.以剑寓人.《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结义后又得客商镔铁相赠，三人遂打造随身兵器：玄德为双股剑，云长造青龙偃月刀，张飞造丈八点钢矛.相比关、张，刘备的个人武艺并不突出，第五回“三英战吕布”中，刘备见云长、翼德与吕布久战不下，遂“掣双股剑，骤黄鬃马，刺斜里也来助战”，这是双股剑少有的正面亮相.事实上，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及战争特征的改变，三国时代的军队装备已有弃剑从刀的趋势，剑在多数情况下仅作为防身武器出现，但小说中的刘备偏偏挑选战场上并不讨好的双股剑(历史上并无刘备用剑的记载)，这其实与剑意象的文化象征作用直接相关，具有身份标识意味的宝剑显然更适合这位即将“正位续大统”的刘皇叔.以剑寓情.文学作品中的剑意象还常常指涉友谊情感，“尤其是悼友怀旧之作里，剑所表达的伤悼挚友、笃于友谊的情怀，比起琴，似乎还多几分不负朋友之义的执着，以及友谊生死不渝的信念”[4].《史记》季子挂剑故事中，剑已不再是仅用于战场厮杀的冰冷武器，而是隐喻着生死友谊的特殊意象，这个意象在后世的诗歌作品中被反复运用：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王维《哭祖六自虚》“不期先挂剑，长恐后施鞭”，李白《自溧水道哭王炎》“悲来欲脱剑，挂向何枝好”等，都是此一脉之延续.《吴越春秋》中的湛卢剑因不满阖庐无德，“乃去而出，水行如楚”，宝剑的出走预示了吴国即将面临的灾难，有情有德，其剑为人耶？《红楼梦》中柳湘莲曾以随身鸳鸯剑为定礼赠与尤三姐，后婚事不谐，湘莲讨要此剑，三姐即以雌锋自刎，湘莲懊悔之余经道士点化顿悟，又以雄锋“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后来尤二姐重病，梦见三姐劝其先以此剑斩妒妇，再去警幻处领罚，二姐拒绝.冰冷凌厉的兵刃亦能参与男女之爱、人生之恨、姐妹之情的演绎，可见文学意象能指空间的广阔.以剑寓道.《吴越春秋·越王阴谋外传》叙述越王曾向一位精通剑术的越国女子请教剑道，越女半路遭遇袁公挑战，于是以树枝为剑，三招即令对手“飞上树，变为白猿，遂别去”.可见剑之为道，不在器物本身.越女论剑之后，范蠡又向越王推荐善射之陈音，陈音为越王详细陈述射弩之道，他认为射术的起源是“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兵器的出现并不以杀伐为目的，这大概也是古人止戈为武思想的最早注解.《列子·汤问》讲述卫孔周所藏殷帝宝剑神奇无比，“一童子服之，却三军之众”：含光剑“视之不可见，运之不知有”；承影剑“经物而物不疾”；宵练剑则“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按三剑的排名，越是无形无质、与人无伤、不对他人造成任何干扰的剑地位越高.孔周三剑更多表达的是一种道家文化的精神追求——“撄宁”，即接触外物或者被外物接触而不为所动，永远保持一种心神宁静的状态[5].剑之寓道，反映了古人朴素的哲理哲思.2.3 人格化小说作品中兵器的人格化主要表现在兵器与其持有者之间的神秘关联上.神兵得之不易，何种兵器为何人所有遵循内在规律，兵器的造型、重量、使用技巧等必与人物特征匹配，兵器一旦与使用者配合，往往能为达成主人之意志发挥超常作用.与使用者神气相通.《越绝书》中楚王凭太阿神剑之威力击退晋郑联军，楚王疑惑“此剑威耶？寡人之力耶？”相剑大师风胡子对曰：“剑之威也，因大王之神.”很好的传达了神剑只有在其天命持有者手中才能发挥威力的观念.《吴越春秋》中阖庐曾命人造金钩以献，有贪王之赏者杀二子作钩，其钩与王之金钩形体相类，无法分辨，于是“钩师向钩而呼二子之名：‘吴鸿，扈稽，我在于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声绝于口，两钩俱飞着父之胸.”既然二子以血躯造就了金钩，其精魂附着于金钩之上也就在情理之中，这也是我国古代巫文化的直观反映.清钱泳《履园丛话》“锡杖御盗”故事记叙：灵隐寺的谛辉和尚预测到“今晚有凶人来”，遂安排从人“取吾锡杖横山门间”，“三更后，果有大盗数十人，各持器械，号呼而来，僧众皆惊.但见锡杖空中自舞，盗皆退避.少顷又来，复如之”[6].锡杖是佛家重要法器，除仪式性功能之外也兼具野外防身及驱逐野兽之用.此处的锡杖可以完全代替主人抵御盗贼的进攻，其神异之处大概与佛家子弟自神其教的想象不无关系.《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尚手无寸铁，降妖除魔靠的正是大梵天赐给唐僧的金环锡杖[7].除宝剑、锡杖之外，某些跟随主人多年的其他兵器也能感知主人命运而表现出灵性和神力.《三国演义》中关羽被东吴设计杀害，赤兔宝马绝食而亡，青龙偃月刀亦为吴将潘璋所得.后潘璋与关羽之子关兴沙场相逢，关兴在关公神灵指引之下杀死潘璋为父报仇，夺回青龙偃月刀.青龙偃月刀与赤兔马作为伴随关羽征战四方的重要配置被赋予神秘的人格化气质，冰冷的外形之下，刀枪剑戟也不乏个性与情感.与使用者个性匹配.《水浒传》中鲁智深的兵器为水磨镔铁禅杖，长五尺，通体铁制，两头有刀，一头为新月牙形，月弯处有四个小孔，分穿四个铁环，另一头形如倒挂之钟，长约七寸，尾端两侧各凿一孔，穿有铁环，柄粗寸余.禅杖的造型呼应了鲁智深的外貌特征(身长八尺，腰阔十围，长得面阔而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透露了他行侠仗义、行事粗犷的性格，甚至也暗示了其禅心佛性.纸糊金锤(锤中填充辣椒粉和石膏)和纸糊长枪是《说唐》中齐国远的兵器，其独特质地和造型与人物情感粗糙、性格粗犷及招摇妄为的行事作风堪称绝配.《三国演义》没有为丹凤眼、卧蚕眉，绿袍长髯的关公配备短剑匕首或板斧、禅杖之类的武器，而是特意挑选重达82斤且饰有龙纹的青龙偃月刀，也是将兵器的外形特征以及文化意蕴(龙信仰)与人物个性特征紧密结合.《水浒传》中号称“小李广”的花荣以善射可比李广而闻名，力量与精准作为擅用弓者的重要品质，在使用板斧的李逵或程咬金身上显然难以表现.李福清先生曾指出：“众所周知，各民族史诗作品中，壮士的武器和他的坐骑的描写通常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史诗英雄一般都配上独具特色的武器”[8].有的学者更将这些特殊的武器概括为“相关配备”，林保淳先生指出：“所谓‘相关配备’，指的是经常伴随于‘人物’出现，几近于足以成为人物象征的相关物件，如一提及孙悟空、关云长，则‘金箍棒’与‘青龙偃月刀’必然同时出现；后者虽是武器，但已成为前者的象征，高明的作家，通常不会轻易放过此二者间的联系，孙悟空被定义为心猿，而‘金箍棒’ 可长可短，伸缩如意，与‘心’ 之倏忽变化相当，正为显例”[9].左延年曾作乐府杂曲《秦女休行》，谓“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休年十四五，为宗行报仇.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与一般作品中女性多用轻巧狠毒暗器不同，女休复仇却选择了男子常用的刀和矛，使用者外形的娇弱与兵器特征(重、大)的反差恰为传达人物个性的飒爽豪气提供了条件，作品虽非小说，实得小说兵器书写之妙.3 兵器为小说构成特定情节模式在相关题材的小说作品中，兵器往往具有特定的叙事功能：有时作为扭转情节的叙事焦点存在，如《三国演义》中吕布通过辕门射戟来调停刘备和纪灵之间的冲突；《水浒传》中杨志因卖刀遭遇泼皮牛二，才有了后面的北京斗武；林冲买宝刀，直接导致后面误闯白虎堂的遭遇；花荣一箭射开画戟上纠缠的红缨才平息吕方、郭盛的争执，使二人同归梁山等.有时作为草蛇灰线的关键意象存在，比如被金圣叹称赏的武松打虎时的哨棒、瓦官寺鲁智深的禅杖，以及凤仪亭上吕布的方天画戟等.此外，围绕一些特殊兵器古代小说还创造出一些模式化的场面描写或固定的情节类型，比如英雄获宝、神兵复仇、英雄斗宝、失宝遇难等.这种情节模式的出现源于国人的宝物崇拜心理，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人们的生存焦虑与兵器想象结合催生了宝贝兵器这一特殊的文学意象.在相关的场面描写或叙事类型中，兵器作为决定情节发展的关键意象而得到强调.在众多历史传说故事中英雄们“恰靠某种指定的工具或武器，完成光耀的伟业或行动，若以平常的武器或工具，他们好像就不能有这些功绩似的”[10]，这也就是为什么孙悟空必须配备金箍棒、关云长要打造偃月刀、岳飞离不开沥泉枪、穆桂英千方百计要得到降龙木.宝贝兵器的威力强大，其出现往往伴随一番与众不同的神异经历.有梦中得宝者，如《平闵全传》第三回杨文广梦青衣童子引见上帝，遂得上帝所赐铁弓胎、穿云箭和天书；《说夏中兴传》七十四回翠翘梦姮娥夜降得其所赠素书宝剑；有神示得宝者，《后三国石珠演义》第四回，段方山在白石鹊指引下出城于大柳树底下掘出太阿剑和龙泉剑，又因剑上提示而去寻访刘弘祖；有偶然得宝者，如《说唐全传》二十二回程咬金追兔入石涧获镔铁盔、黄花甲，又四十四回尉迟恭于宝鸡山发现石匣铁羊，遂得水磨神鞭；《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信作为死囚下井验看怪物，本以为非死不可，却得日霞仙子所赠神臂弓，后凭此累立战功.《红楼梦》第三十九回李纨与众人戏谈“有个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马来驮他；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是对古代通俗叙事中英雄获宝模式的总结.这种英雄获宝以成就大事的叙述套路不仅在明清小说中常见，也被现代武侠小说大量借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复仇这样的沉重决定，实施者当然应该考虑到武器的重要性.神兵复仇模式中，复仇者虽然历经艰辛才寻找到理想武器，但结果仍不可预测，即便成功也往往伴随牺牲自我的惨烈代价.这种情节类型表现出复仇母题的悲剧意蕴.《列子·汤问》孔周三剑故事中，来丹为替父报仇向孔周借殷帝之宝剑，可惜宵练剑并不能将其仇人黑卵杀死，来丹只能在感慨中无奈离去.《史记·刺客列传》中燕丹子为向秦王复仇而“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之，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兵器之利得以重笔特写.后荆轲将匕首藏于地图以献秦王，图穷匕见，刺杀行动终告失败.从刺杀准备到刺杀结束，匕首作为线索道具贯穿始终.而兵器之利与结局之败又形成对比，悲剧性的审美氛围引发读者感慨.《搜神记·三王墓》故事中，干将莫邪夫妇为楚王铸剑，剑成而为楚王所杀.干将子赤比根据父亲遗言的提示(“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在堂前松柱下的石砥之中找到了干将所铸之雄剑，后凭此剑向楚王复仇，但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故事题材虽来源于《孝子传》、《烈士传》、《吴越春秋》等史书，铸剑与复仇的两大主题却在小说中得以固定.神魔斗法、斗宝是文人想象与宗教想象的结合，往往也是神魔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有学者甚至认为斗法、斗宝描写“是整部神魔小说的生命之源”[11].斗法的核心在于法术及法宝的高下，其兵器描写一般具有固定套路，比如宝贝兵器要配合相应的法术才能发挥作用，宝贝兵器的特点与持有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如外形或性能上的)、各种宝贝兵器的诞生与消失遵循相生相克的道理等.《封神演义》中“头似驼”“耳似牛”的龙须虎以笨重的磨盘石为进攻兵器，而“娇羞袅娜更多姿”的邓婵玉则以小巧的五光石制之；号称火龙岛焰中仙的罗宣以火箭、火鸦攻击西岐，龙吉公主就以雾露乾坤网将火鸦收去，罗宣以五龙轮劈来，龙吉公主又以四海瓶收之，最后罗宣现三头六臂，祭照天印打来，龙吉公主又用二龙剑轻轻一指，便使照天印落在火内，罗宣遂彻底宣告失败.又魔礼青与哪吒交战以金刚镯对乾坤圈，“乾坤圈是金的，金刚镯是玉的，金把玉打得粉碎”.火灵圣母有金霞冠，广成子就用扫霞衣破之；潼关守将陈桐有火龙标暗器，道德真君就派徒弟黄天化用花篮将其收去……诸如此类不可遍举.在这些奇幻场景中，宝贝兵器能发挥奇效扭转战局，所以它们的出场往往伴随夸张的正面特写，有时甚至是大段的韵文，形成特色.既然具有个性的特色兵器作为英雄的标准配备而在人物走向成功的道路上起到重要作用，那么失去兵器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英雄的失败甚至遭遇杀身之祸的结局，这是通俗小说中常见的情节套路，王立先生将其归纳为“宝失家败”母题[12].《三国演义》第十九回叙吕布之败：“布少憩门楼，不觉睡着在椅上.宋宪赶退左右，先盗其画戟，便与魏续一齐动手，将吕布绳缠索绑，紧紧缚住……宋宪在城上掷下吕布画戟来，大开城门，曹兵一拥而入.”三国的另一位英雄典韦也遭遇相同的命运：第十六回中张绣欲谋曹操，因畏典韦之勇猛，偏将胡车儿因献计先盗其双戟，后“韦方醉卧，睡梦中听得金鼓喊杀之声，便跳起身来，却寻不见了双戟……韦身无片甲，上下被数十枪”，最后“血流满地而死”.《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潘道士为捉拿冒充二郎神的孙庙祝，先使韩夫人身边养娘将其防身武器弹弓偷走，令其慌乱中遗落脚上皮靴，这只皮靴后来成为冉贵破案的关键线索……在神魔题材的作品中，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宝贝兵器之间的较量，获宝与失宝因此更加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孙悟空虽然英勇无敌，但金箍棒一旦被独角兕大王的金刚琢套走，便显得英雄气短，上天查询独角兕大王出处的时候不得不以谦卑温和的态度对待众仙，这显然与人物一贯的行事风格不同.《封神演义》第四十七回叙赵公明失去缚龙索、定海珠之后的强烈反应：“吾得此道，仗此奇珠.今被无名小辈收去，吾心碎矣！”失宝之后的赵公明很快遭遇不测.《说岳全传》第七十八回普风的禅杖被鲍方祖的拂尘所制，“这普风失了禅杖，就似猢狲没棒弄了”，随即被欧阳从善和余雷打得现出乌龟原形.宝贝兵器对于主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4 结 语兵器以其真实的攻击、防御功能参与战争并服务于人类社会，人们运用想像决定了他在文学作品中的特殊存在形式.即便是现实的作战兵器，在小说作品中也往往得到神秘夸张的描写，更勿论完全诞生于想像的超现实兵器会以何等离奇诡异的姿态出现.古代小说中的这种兵器书写习惯与先民们独特的的实物崇拜、宗教信仰以及文化认同有关，同时反映古代小说作者对于文学意象的运用以及自觉虚构的小说创作意识之形成.研究表明我国古代小说兵器书写的目的有时并不在器物本身，而在于通过建立使用者与兵器之间的神秘关联来塑造和烘托特定人物形象.除此之外，在小说故事的讲述过程中，特殊兵器往往还承担着草蛇灰线式的结构线索功能，或者为构成某种特定情节模式而提供必备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兵器承担了叙事舞台上的道具功能.古代小说中独特的兵器书写反映了古人对于战争的想像和思考，太阿之剑为有德者所持有才能发挥神力，孔周之剑其实并不能伤人，神兵虽利，流血杀戮却远非其终极目标，国富兵强、安定和平才是从古至今始终不变的追求，古兵器的文学表达中蕴含的不只是自由奔放的原始浪漫，热血澎湃的英雄情怀，更承载着自强拼搏、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和气节.时至科技迅猛发展的今日，不少小说家笔下造型离奇、威力无比的神异兵器已变为现实，从《绿野仙踪》中的雷火珠到现代战争中的导弹、从《荡寇志》中的“钢轮火柜”到现代地雷，科技的进步缩短了时空距离，面对这些，我们不只发出“吾祖古伟烈”的感慨，更是以“武当今世强，敢为天下先”的自信与豪情迎接历史发展的新挑战，传承历史，谱写兵器新的篇章.参考文献：[1] 白立超.论“血流漂杵”的历史真相[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7(2):113.BAI the “Great Massacre” in Muye Battle[J].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7,47 (2):113.(in Chinese)[2] 徐坚.初学记:第一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62.XU Jian.Chu Xue Ji：Volume One[M].Beijing:China Publishing House,1962.(in Chinese)[3] 周纬.中国兵器史稿[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Wei.The History of Chinese Weapons[M].Tianjin: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2006.(in Chinese)[4] 王立.剑意象母题与中国古代悼祭文学[J].中文自学指导,1998,86(2):30.WANG Li.The Sword Image Motif and Chinese Ancient Mourning Literature[J].Chinese Self-Study Guidance,1998(2):30.(in Chinese)[5] 陈肯.挑灯看剑——混在杀戮里的浪漫情怀[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Ken.A Look at the Sword under the Lamp—Romantic Feelings Mixed with Killing[M].Shanghai: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2011.(in Chinese)[6] 钱泳.履园丛话 [M].卢鹰,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Yong.Lyu Yuan Cong Hua.[M].LU Ying,Check and ’an: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in Chinese)[7] 张锦池.《西游记》考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Jinchi.A Study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M].Harbin:Heilongjiang Education Press,2003.(in Chinese)[8] 李福清.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M].尹锡康,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B.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Tradition of Folk Literature[M].YIN Xikang,: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97.(in Chinese)[9] 林保淳.古典小说中的类型人物[M].台北:里仁书局,2003.LIN Characters in Classical Novels[M].Taibei:Liren Bookstore,2003.(in Chinese)[10] 薛尔曼,郑绍文.神的由来[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XUE Erman,ZHENG Origin of the God[M].Shanghai: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1990.(in Chinese)[11] 李爱红.《封神演义》的艺术想象和经典化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1.LI Aihong.A Study of Artistic Imagination and Canonization of The Romance of Gods [M].Jinan:Qilu Press，2011.(in Chinese)[12] 王立.明清小说中的宝失家败母题及渊源[J].齐鲁学刊,2007,197(2):74.WANG Li. Motif of the Family Decline When Its Treasure Lost and Its Source in Ming Qing Novels[J].Qilu Journal，2007,197(2):74.(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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