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的兵器书写(3)

以剑寓情.文学作品中的剑意象还常常指涉友谊情感，“尤其是悼友怀旧之作里，剑所表达的伤悼挚友、笃于友谊的情怀，比起琴，似乎还多几分不负朋友之义的执着，以及友谊生死不渝的信念”[4].《史记》季子挂剑故事中，剑已不再是仅用于战场厮杀的冰冷武器，而是隐喻着生死友谊的特殊意象，这个意象在后世的诗歌作品中被反复运用：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王维《哭祖六自虚》“不期先挂剑，长恐后施鞭”，李白《自溧水道哭王炎》“悲来欲脱剑，挂向何枝好”等，都是此一脉之延续.《吴越春秋》中的湛卢剑因不满阖庐无德，“乃去而出，水行如楚”，宝剑的出走预示了吴国即将面临的灾难，有情有德，其剑为人耶？《红楼梦》中柳湘莲曾以随身鸳鸯剑为定礼赠与尤三姐，后婚事不谐，湘莲讨要此剑，三姐即以雌锋自刎，湘莲懊悔之余经道士点化顿悟，又以雄锋“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后来尤二姐重病，梦见三姐劝其先以此剑斩妒妇，再去警幻处领罚，二姐拒绝.冰冷凌厉的兵刃亦能参与男女之爱、人生之恨、姐妹之情的演绎，可见文学意象能指空间的广阔.

以剑寓道.《吴越春秋·越王阴谋外传》叙述越王曾向一位精通剑术的越国女子请教剑道，越女半路遭遇袁公挑战，于是以树枝为剑，三招即令对手“飞上树，变为白猿，遂别去”.可见剑之为道，不在器物本身.越女论剑之后，范蠡又向越王推荐善射之陈音，陈音为越王详细陈述射弩之道，他认为射术的起源是“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兵器的出现并不以杀伐为目的，这大概也是古人止戈为武思想的最早注解.《列子·汤问》讲述卫孔周所藏殷帝宝剑神奇无比，“一童子服之，却三军之众”：含光剑“视之不可见，运之不知有”；承影剑“经物而物不疾”；宵练剑则“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按三剑的排名，越是无形无质、与人无伤、不对他人造成任何干扰的剑地位越高.孔周三剑更多表达的是一种道家文化的精神追求——“撄宁”，即接触外物或者被外物接触而不为所动，永远保持一种心神宁静的状态[5].剑之寓道，反映了古人朴素的哲理哲思.

2.3 人格化

小说作品中兵器的人格化主要表现在兵器与其持有者之间的神秘关联上.神兵得之不易，何种兵器为何人所有遵循内在规律，兵器的造型、重量、使用技巧等必与人物特征匹配，兵器一旦与使用者配合，往往能为达成主人之意志发挥超常作用.

与使用者神气相通.《越绝书》中楚王凭太阿神剑之威力击退晋郑联军，楚王疑惑“此剑威耶？寡人之力耶？”相剑大师风胡子对曰：“剑之威也，因大王之神.”很好的传达了神剑只有在其天命持有者手中才能发挥威力的观念.《吴越春秋》中阖庐曾命人造金钩以献，有贪王之赏者杀二子作钩，其钩与王之金钩形体相类，无法分辨，于是“钩师向钩而呼二子之名：‘吴鸿，扈稽，我在于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声绝于口，两钩俱飞着父之胸.”既然二子以血躯造就了金钩，其精魂附着于金钩之上也就在情理之中，这也是我国古代巫文化的直观反映.清钱泳《履园丛话》“锡杖御盗”故事记叙：灵隐寺的谛辉和尚预测到“今晚有凶人来”，遂安排从人“取吾锡杖横山门间”，“三更后，果有大盗数十人，各持器械，号呼而来，僧众皆惊.但见锡杖空中自舞，盗皆退避.少顷又来，复如之”[6].锡杖是佛家重要法器，除仪式性功能之外也兼具野外防身及驱逐野兽之用.此处的锡杖可以完全代替主人抵御盗贼的进攻，其神异之处大概与佛家子弟自神其教的想象不无关系.《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尚手无寸铁，降妖除魔靠的正是大梵天赐给唐僧的金环锡杖[7].除宝剑、锡杖之外，某些跟随主人多年的其他兵器也能感知主人命运而表现出灵性和神力.《三国演义》中关羽被东吴设计杀害，赤兔宝马绝食而亡，青龙偃月刀亦为吴将潘璋所得.后潘璋与关羽之子关兴沙场相逢，关兴在关公神灵指引之下杀死潘璋为父报仇，夺回青龙偃月刀.青龙偃月刀与赤兔马作为伴随关羽征战四方的重要配置被赋予神秘的人格化气质，冰冷的外形之下，刀枪剑戟也不乏个性与情感.

与使用者个性匹配.《水浒传》中鲁智深的兵器为水磨镔铁禅杖，长五尺，通体铁制，两头有刀，一头为新月牙形，月弯处有四个小孔，分穿四个铁环，另一头形如倒挂之钟，长约七寸，尾端两侧各凿一孔，穿有铁环，柄粗寸余.禅杖的造型呼应了鲁智深的外貌特征(身长八尺，腰阔十围，长得面阔而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透露了他行侠仗义、行事粗犷的性格，甚至也暗示了其禅心佛性.纸糊金锤(锤中填充辣椒粉和石膏)和纸糊长枪是《说唐》中齐国远的兵器，其独特质地和造型与人物情感粗糙、性格粗犷及招摇妄为的行事作风堪称绝配.《三国演义》没有为丹凤眼、卧蚕眉，绿袍长髯的关公配备短剑匕首或板斧、禅杖之类的武器，而是特意挑选重达82斤且饰有龙纹的青龙偃月刀，也是将兵器的外形特征以及文化意蕴(龙信仰)与人物个性特征紧密结合.《水浒传》中号称“小李广”的花荣以善射可比李广而闻名，力量与精准作为擅用弓者的重要品质，在使用板斧的李逵或程咬金身上显然难以表现.李福清先生曾指出：“众所周知，各民族史诗作品中，壮士的武器和他的坐骑的描写通常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史诗英雄一般都配上独具特色的武器”[8].有的学者更将这些特殊的武器概括为“相关配备”，林保淳先生指出：“所谓‘相关配备’，指的是经常伴随于‘人物’出现，几近于足以成为人物象征的相关物件，如一提及孙悟空、关云长，则‘金箍棒’与‘青龙偃月刀’必然同时出现；后者虽是武器，但已成为前者的象征，高明的作家，通常不会轻易放过此二者间的联系，孙悟空被定义为心猿，而‘金箍棒’ 可长可短，伸缩如意，与‘心’ 之倏忽变化相当，正为显例”[9].左延年曾作乐府杂曲《秦女休行》，谓“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休年十四五，为宗行报仇.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与一般作品中女性多用轻巧狠毒暗器不同，女休复仇却选择了男子常用的刀和矛，使用者外形的娇弱与兵器特征(重、大)的反差恰为传达人物个性的飒爽豪气提供了条件，作品虽非小说，实得小说兵器书写之妙.

文章来源：《航空兵器试验靶场》 网址: http://www.hkbqzz.cn/qikandaodu/2020/0919/508.html